① Weir China偉爾中國怎麼樣
WEIR集團是全球領先的工程解決方案的提供者，專注於設計，製造並提供創新產品及專業的工程解決方案。WEIR集團在全球70個國家擁有15,000多名員工，運營超過200個製造工廠和服務中心。
業務分為以下三個部門：
Weir礦業部門設計，製造並提供用於礦業、石油天然氣和一般工業市場的產品。
Weir石油與天然氣部門設計，製造並提供用於上游壓力泵，壓力控制和下游煉油作業的產品。
Weir電力與工業部門設計，製造並提供用於電力，工業，及石油與天然氣行業的閥門，泵和渦輪。
礦業事業部
WEIR礦業部門是全球領先的提供磨礦迴路技術服務，渣漿處理設備和研磨高耐磨損應用的市場領導者，其獨特的技術應用於全球采礦、石油天然氣和一般工業市場。
石油與天然氣事業部
WEIR石油與天然氣部門提供生產，運輸、煉油及相關產業的優質產品和服務解決方案，產品包括壓裂泵設備及服務，壓力控制產品及相關服務，在全球范圍內提供設備維修，升級，認證，以及資產管理和現場的維護和支持服務。
電力與工業事業部
WEIR電力與工業部門設計並製造閥門，泵和渦輪，並且為全球的發電，一般工業，石油和天然氣產業提供專業支持服務。
② 如何成為一個偉大的綜合時代
黎明已經來臨，我們期待光明的一天。
——戴維（H.Davy，1778—1829）
充滿著對科學及其應用步步推進的嚮往，科學家以極其樂觀的心情迎接19世紀的到來。1800年標志著一個時代的到來，因為日益增長的科學知識和技術進展確實開創了維多利亞時代的積極實干精神。到19世紀末，電燈照亮了倫敦街頭，電報通訊改變了新聞界和商業等領域，工廠轟鳴，城市街道忙碌於交易。
但是在政治和經濟上，這個時代的意義並不總是那麼正面。19世紀是一個和平和革命交替轉換的時代，在歐洲是民族主義的時代；在土耳其帝國和美洲諸國，是從歐洲政府手中爭取獨立的時代；是工業化和代價同步增長的時代，也是歐洲國家廣泛推行帝國主義的時代。
19世紀的頭幾年深受法蘭西皇帝拿破崙一世（波拿巴）擴張和戰爭的折磨。1815年，隨著拿破崙的失敗，歐洲政府在維也納議會聚會，在歐洲重建和平與力量的平衡。1848年帶來了廣泛的革命——部分是1846—1848年間的經濟危機造成的結果，而這場經濟危機又與愛爾蘭馬鈴薯大面積歉收、整個歐洲由於乾旱造成穀物減產以及由此引起的經濟低潮有關。食物短缺、物價飛漲和失業為反叛准備了條件。
再有，人民憤怒、飢餓、因失去權力而渙散，社會主義理想在法國工人中獲得廣泛認可。1848年6月，在一場法國工人起義中，至少有1500人被殺，8500人受傷，成千上萬人被關進監獄。但還是為每個男人爭取到了選舉權（盡管還遠遠談不上婦女的選舉權），選舉權不再限於土地所有者，這是為權利平等而斗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在奧地利、匈牙利和義大利，也爆發了其他起義。
與此同時，工業化以及由此引發的對於廉價原材料的貪婪需求，導致世界范圍的帝國主義越來越強大。
然後，就和現在一樣，科學有時在戰爭中為政府服務，但是大多數情況下，科學依然獨立於國際政治，並處於社會經濟增長和工業化的核心地位。正如我們所見，19世紀產生了一種新的聯盟——一個真理追求者的國際知識階層聯盟，它跨越了國家邊界，克服了國家間對立的狹隘觀念。
科學的不斷職業化——因為越來越多的男女科學家靠他們的科學工作謀生——和科學成果（以及危害）在公眾的心目中扮演了越來越突出的角色。地質學家改變了采礦業；物理學家對利用能量的方式提出了新的見解，與此同時，生物學的進展有可能在醫學和健康科學領域產生重要突破。
工業革命作為科學發現最廣泛的運用，完全改變了19世紀人們生活和工作的方式。工業革命開始於18世紀的英國，源於紡織業的機械化，隨著瓦特的蒸汽機（完成於1781年）在工業和運輸業得到越來越多的應用，工業革命於19世紀達到了高潮。1804年，特萊威狄（Richard Trevithick，1771—1833）在英國建造了一台機車，拉著五輛滿載的車廂沿著軌道行駛了9.5英里。1814年，偉大的鐵路先驅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1781—1848）引進第一台蒸汽機車。不久，當工廠由於蒸汽動力的使用而產量大增，從而帶動運輸需求的日益高漲時，鐵路開始逐漸遍布於歐洲和北美等地。曾經的鄉村如今成為城鎮，並且正在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總之，經過19世紀，科學成了所有進步的中心，成了工業和知識增長的催化劑。
但是，工業化也使得工人的處境倍加艱難，因為僱主要求工人在不安全的條件下工作更長時間，得到的報酬卻少得可憐。工業革命帶來的並不都是輝煌，那些因為新發明而失去工作，或者還要忍受惡劣條件的人們，很快就對科學和技術的進步充滿憎恨。
但是總的來說，工業化還是大大增進了貨物的供給，使大多數人都能從中得利。運輸的改善帶來了流動的便利，原先難以溝通的地區就此連成一片，從農場、工廠到市場的渠道大大暢通。特別是在英國，經濟條件的改善帶來了新的機會和更好的生活質量。
結果是，科學在公眾心目中的地位明顯突出，從19世紀30年代開始，科學演講大受歡迎。在1859年11月底，達爾文的《物種起源》出版，第一天就銷售一空。業余及專業的科學團體或學會不斷涌現。有一個組織，叫做英國科學促進會，創建於1831年，有一位名叫惠維爾（William Whewell，1794—1866）的人在1833年造了一個新名詞「科學家」來表示它的會員，從而代替了以前的自然哲學家。
這是一個科學和科學家都已進入成熟的年代，實驗方法和實驗步驟益趨復雜（這一趨勢持續到了20世紀），以至到19世紀末，業余科學家的時代宣告結束。出於需要，有史以來科學家基本上成為全職專業人員，通常都是專家，而不是兼職的業余愛好者或者多面手。他們開始需要外界的財政支持，即使只是為了獲得實驗所需的設備。他們還需要正規的訓練，以便與本專業保持同步，因為研究領域已變得越來越專業化，並分成各個學科，如化學、物理學、天文學、生物學，以及它們的分支，如有機化學和遺傳學。
法國哲學家盧梭在19世紀開始前充當了浪漫主義運動的先鋒。科學家也開始分化成理論家和實驗家，特別是在物理科學領域。這並不完全是新的趨勢。偉大的天文學家、17世紀大理論家開普勒曾經站在第谷的肩上。第谷是偉大的天文觀測家，曾經收集了眾多的數據，開普勒正是根據這些數據作出自己的結論。偉大的綜合家牛頓也是站在實驗家伽利略的肩上。但是到了19世紀，實驗家和理論家的互動關系變得更加突出。實驗家和理論家的角色很難由同一個人勝任，因為頭緒太多或涉獵面太廣而難以一網打盡。研究方法如此之多樣，以至同一個人常常難以勝任。有多少人能夠兼具兩種能力——一方面是優秀實驗家所需要的細致和耐心；另一方面是理論家所需要的廣博和抽象，以便從似乎毫不相乾的概念中看出聯系，並通過解釋和綜合引出結果？
這也是一個科學不斷走向復雜化的時代，不僅在諸如化學、物理學、天文學、生物學、心理學和有機化學之類的特殊學科中。特別是，經歷了18世紀驚人的進步之後，化學和地質學領域達到了新的成熟。各門學科之間的邊界或多或少已被確定，類似於「文藝復興時代」，或諸如18世紀的通才人物，如普里斯特利、笛卡兒和富蘭克林都已讓位給專家的出現。19世紀30年代，赫歇爾仍然可以選擇成為多面手，不僅在天文學，而且在化學和數學方面均作出貢獻。但是，他已經是例外。科學已經變得如此復雜，對於個人來說，如果不深入鑽研某一領域或學科，則很難作出重大的貢獻。
但是19世紀也是科學走向綜合的偉大時代。從希臘時期以來，科學家一直在尋找少數幾個簡單的基本原理，以解釋物理宇宙和居住其間的生物體中似乎互不相關的復雜細節。到19世紀，萬川歸一的勢頭勢不可擋，似乎已有一種強烈的暗示表明，每件事情都可以歸之於少數幾個解釋性理論——如果不是只用一個的話。
物理學家對此體會尤為深刻。牛頓在17世紀就已證明，蘋果的下落和月亮的周期性運動，原來受制於同一個力，這兩件事看似無關（多少世紀都未看出其間的聯系）。富蘭克林在18世紀證明，從鐵欄桿受到的靜電電擊與頭頂上的閃電原來也是同一回事。
牛頓寫道：「我希望我們可以從力學原理中用同樣的推理說明其餘的自然現象，因為我認為有許多理由可以推測它們也許服從同樣的力。」
19世紀科學家渴望找到比牛頓設想更為深層的內容，發現更具包容性的概念。他們做到了。
原子論於19世紀初在道爾頓的指導下重現，它就是還原論者的信念——希望把自然界中所有復雜的物質形式都還原為少數幾個基本粒子，這些基本粒子又服從少數的基本定律。
到了1800年，伏打組建「伏打電池」——第一個可以使用的電池。在他的發明之前，科學家既不能真正地研究電，也不能利用電，因為他們充其量只能於瞬間捕捉到少量靜電或瞬時放電現象。現在他們有電流了。於是，奧斯特恰好就發現了電與磁的相互聯系，1820年公布於眾。重大突破從法拉第和安培等人的實驗室及計算中頻頻傳來。19世紀的許多科學發現源於電磁理論，而電磁理論又是化學中應用電解方法的結果，這是一個極好的例證，說明一個科學新工具是如何打開瓶頸的。
電、磁和光都是物理世界中同一能量不同的表現形式。實際上，研究者發現，能量可以轉變成許多不同的形式：熱、機械運動、電和光。許多科學家相信，能量是這個世紀大統一的主題，每一件事情的答案最後都歸結於能量的統一理論。19世紀已有如此之多進展，以至於許多物理學家都相信，有待於解決的問題只剩少數幾個了。他們宣稱，物理學的研究即將到頭，因為有待發現的東西已所剩無幾。（當然，他們錯了。）
意欲包容一切的偉大追求並不只限於物理科學。生物學也有這樣非同尋常的原理，由達爾文和華萊士所提出，用以解釋如此多樣的物種何以形成。隨著每一次新航路的開辟，人們得以來到人跡罕至的地區，生命世界那豐富的多樣性日益令人眼花繚亂。但進化論卻有望解釋這一切。再有，孟德爾的遺傳定律對性狀的逐代傳遞機理也提供了新的見解。
然而，並不是每個人都相信，科學的統一可以通過理論的匯聚而得到。有些學者，像麥克斯韋，就認為科學的統一有賴於研究方法，而不是任何一種理論（不可思議的是，他本人正是電磁理論的創建者，而電磁理論正是有史以來偉大的統一概念之一）。特別是在英國，最常用的方法是類比或者模型，由此引出一個概念。（法國人則認為這種方法有些幼稚，過於簡單。但是在英國，不同背景的科學家都發現，通過建構一個機械模型，一系列的概念就會源源不斷出現。道爾頓、法拉第、湯姆生和麥克斯韋都發現模型非常有用。）
19世紀還見證了煉金術及其神秘主義的消亡，它曾陰魂不散，歷經許多代，阻礙科學前進的步伐，尤其體現在化學領域。到了19世紀末，不會再有化學家提起某類神秘兮兮的物質，他們的前輩稱之為「不可稱量的」物質。就在18世紀，煉金術的殘余幾乎還在唱主角，並指導人們去探索化學反應（包括燃燒現象）的本質。熱、光、磁和電都被看成是無重量的流體，可以從一種物質流向另一種物質。它們的存在不能根據重量檢測，因為它們沒有重量。拉瓦錫已經在懷疑「燃素」說，認為這是用以解釋燃燒的另一種不可稱量物質但除此之外，其他不可稱量物質仍然是科學理論的一部分，直到19世紀，接二連三的新發現才導致更為合理的解釋方式。神秘主義的殘余終於被科學徹底拋棄。
當科學思想越來越顯示出其力量和內在一致性時，爭論也就隨之而生。有些人不滿意於科學拋棄了長期以來擁有的信念，這些信念包括煉金術、神秘主義和占星術。許多人不願正視新理論，特別是達爾文和華萊士的進化論，在他們看來這一理論似乎與聖經的解釋唱對台戲，並且拋棄了長期公認的等級體系，於是人就成了動物世界的一部分。
歐洲社會中某些有影響的思潮也反對科學，認為科學完全扼殺創造力，刻板僵化令人壓抑。在德國，歌德和黑格爾成為主要反對者，他們把科學等同於機械論和唯物主義。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唯心論和浪漫主義的德國自然哲學風行一時。在法國，隨著波旁家族在1814年東山再起，反科學的浪漫主義成為社會上流行的思維方式，正是雄辯的法國哲學家盧梭在18世紀撒下的種子從而催生了這種流行風尚。盧梭曾為理性主義的《網路全書》寫過很多文章，後來卻信奉浪漫主義，寧可捍衛主觀經驗而不是理性思想。
有些知名的19世紀作家，諸如德斯塔爾夫人（Mme de Staёl，1766—1817）和卡特布朗德（Rene de Chateaubriand，1768—1848）嘲笑「整個一幫數學家」，而法國詩人拉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1790—1896）則陶醉於人類情感的力量，傲慢地寫道：「數學是人類思想的鎖鏈。我自由自在地思考，從而掙脫了這些鎖鏈。」浪漫主義者認為人類情感和個人主義是一切創造力的源泉，他們把宇宙看成是一個有機體，而不是機器。他們看重具有主觀性的「心靈」和想像能力，拒絕更具客觀性的科學思維。英國詩人濟慈（John Keats，1795—1821）如此表達浪漫主義的心聲：他「只確信內心的感受和想像的真實。想像中認為美的就一定是真實的……」。
有關進化論的激烈爭論表明，科學與根深蒂固的信念之間已在開始發生一場較量。許多人對達爾文的解釋感到心神不安，因為這一解釋暗示，自然界眾多物種都是通過自然選擇而從共同祖先演變而來。英國幾乎每份保守的報刊都登載過漫畫，諷刺達爾文和他的支持者赫胥黎，把他們畫成猿、猴或大猩猩。但媒體對此的高度關注恰恰表明它們在大眾心目中的地位。
16世紀哥自尼的時代已經遠去，那時只有少數幾個受過教育的學者有望跟蹤科學提出的辯論，大眾不會有此興趣。當科學，或者至少科學的一個公開角色，成為公眾矚目的焦點時，這就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代。隨著歲月——和發現——不斷向前推進，焦點的強度也將隨之增加。